点击上方“中新智库”关注我们
领导干部如何以互联网思维推进互联网治理,掌握网络话语权 |中新智库
在党领导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互联网是党联系人民群众投身党的事业发展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重要技术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领导干部要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要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这实际上赋予了官员上网一种区别于普通老百姓的特殊责任。也就是说,官员在网上的言论并不因为他是工作之余的言论而被舆论漠视,任何时候都可能被视为一种职务言论而必然要接受舆论的评价和议论。特定形势下人们对领导干部言论的高关注度,使得党和政府的有效信息能够以最为便捷的方式向网民和社会传播。当然,网络作为最大的信息传播平台,本身也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热衷使用的最大的造谣平台。流言止于智者的古训,因为利益和价值的分化已经难以快速获得预期的效果。
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在网上的所有言论,都可能因为网络的选择性传播和传播中的扭曲放大而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生活造成压力。尤其是舆情一边倒或者存在网络歧视的时候,重大事件中领导干部的发言,容易成为制造新的谣言、引发新的热点的催化剂。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对网络话语权的争夺极为激烈。人们将各种言论推向网络和社交媒体,并以此获得尊重和共鸣。当一些显失公义和客观的错误言论在网上传播的时候,官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沉默,尤其是大是大非面前刻意沉默“玩超脱”显然有违党章精神和党的价值观。所以许多领导干部就面临着一种尴尬局面,既缺乏理直气壮指责和澄清的勇气,刻意的沉默又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干部因此倾向于用不发言甚至选择退出微信圈来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就等于放弃了对网络话语权的引导。而作为身负党和国家发展重任的领导干部,显然不能用新闻传播中“沉默的螺旋”来解释自己在网上的无语状态。应该看到,网络上党员领导干部长期失语或者胡言乱语的结果,本身也是导致网络舆论偏离价值主轴的重要原因。因此,强调领导干部触网发声来提升网络驾驭能力,增强网络沟通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换言之,几乎中国所有的官员上网,无论在哪里发声,首先他的言论被视为官方言论,支撑其言论的是党和政府的信用。因而官员无原则随便发声,或者不能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都会被视为对政治资源的耗损。其次,社会对官员尤其是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往往不是以私德来衡量和评价的,而是从党性和国家道德层面对官员言行做出评价的。官员在网上的大部分言论,都会被分化的社会利益群体放到各自的道德框架里进行评价,而后再经由网络喧沸将其置于公共道德的火山口去考量。正因为如此,党员和官员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地发声被称为“敢于亮剑”,即党员领导干部不能在社会舆论中随波逐流,要以其坚定的信仰和政治定力为社会立标准,要“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由此,官员上网发声既是个体意志的体现,也是对公德公义的维护和回应。
当前,领导干部越来越意识到,在网络管理法治化进程中不能不承担责任或者隐匿个人身份以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作为在社会中拥有党和人民赋予权力的主体,人们对其必然持有和普通群众不同的评价标准,提出更高的责任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有自己工作之余的私人空间,但是网络作为现实社会的镜像,领导干部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在哪里和任何情况下都是基础性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让领导干部习惯在有约束的环境里工作。这个约束不仅仅是党纪的约束,还包括了技术支撑的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而且,网络不只是作为一个虚拟空间存在,它还赋予了上网的领导干部更加宽广的思维视角,更加有效的沟通渠道,更加便利的工作平台。
所以,官员上网是常态,发声也是常态。老百姓对发声官员的围观是常态,对官员发声的漠视和排斥才是非常态。
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和互联网思维的建构是保持党内政治文化先进性的重要环节。对领导干部而言,互联网思维既是脑力增强的过程,本质上也是一种互联网责任的建构过程。在实践上首先体现为领导干部对网络传播技术的科学把握,敢于和善于借助网络技术传播党的先进理念,推进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
其次,互联网思维是一种创新思维,领导干部既要适应新技术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也要直面新的挑战,敢于和善于打破思想藩篱,不拘泥于旧有的熟悉的工作场域和思路、方法,善于借助大数据来寻求突破,促进发展。
再次,互联网思维是一种开放思维,领导干部要以更加开放多元的视角和宽广的眼界谋划和开展工作。
最后,互联网思维体现了民主形态和组织能力。互联网技术是一种快速跃迁的技术平台,其所具有的时空跨越和技术不确定性,带来了海量信息的梳理困境,凸显了多元价值冲击,要求领导干部通过有效运行的技术系统、组织资源、制度政策来提供现代社会科学的协商机制、一维的价值导向、规范的网络监管,进而激发社会创造热情。这也是“互联网+”理念在公权力运行中的体现。当然,领导干部上网是否发声,本身并不能完全承载这一基础责任。并且,我们对于网络话语权的掌握,还应更多着力于在传统媒体上完整、准确地深度阐发党的理论。但是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重要影响因素,构建新的政治生态,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发展,领导干部不能放弃网络这块意识形态阵地,不能缺失网络引导能力,不能放弃宣传贯彻中央精神的责任。尤其是自媒体网上网下自由切换的时代,领导干部在网络静默失语,也会失去在现实工作中的引领能力。如果任由网意喧沸,谣诼流走,则最终会丧失“关键少数”权威配置资源以推进社会发展的合法性。为此,就需要理顺并改善网络干群联系环境,在提升领导干部话语权威的同时,适当降低社会对领导干部非职务性质的“网言网语”的敏感度。
最后从社会层面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网络非实名制和所谓的虚拟性,以及管理失范和法制不健全,使得每个个体在网上都拥有了重构身份认同的可能。网友在网上的言论很多时候是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网络也一度被视为民主的催化剂而获得了极大的甚至是不受约束的自由空间。所以,对于官员上网发声的期待,本质上是与网络法治化管理的实践相一致的,即当法律对所有网民一视同仁,并且所有人的所有网络言行都受相应的法律规范的时候,官员上网的压力场才会逐渐淡化。这一过程既是官员和普通民众社会身份的有效确证,也是其基础责任的形成过程。随着互联网管理的规范化,上网实名制的推行使得人们从原来的虚拟状态回复到现实社会中。网上发帖发言也因此有了对法律和隐私尊崇的意蕴。
总之,领导干部要深入把握群众需求和社会心理,准确把握中央政策和地方发展实际,敢于和善于运用新媒体,才能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在此基础上,构建领导干部的互联网思维,推进法治,促进互联网治理中责任的形成和完善。
作者:蔡志强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本文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年06期
日期:2017年6月16日
精 彩 回 顾